如果中国北方的毛白杨生飞絮有一天消失不见，那或许可以追溯到2015年冬天，毛白一个平静的杨死杨絮时刻。

在北京大兴区前安定村附近麦田的飘过中央，一座用红砖搭建的京城祭坛上，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刘勇见到一棵漂亮的毛白杨生古毛白杨。砖红色的毛白祭坛和散落的贡品是关于崇拜的残存，按照《周礼》制定的杨死杨絮礼法准则，用于祭祀鬼神的飘过社址，必须要有一棵树。京城这棵杨树好像明白，毛白杨生自己比城里的毛白杨树漂亮在哪儿，它的杨死杨絮枝条和树干之间几乎是直角，远远超过其他杨树60°的飘过极限，树冠肆意生长，京城直到看上去像是一颗地球。

从59万年前诞生的那一刻，它就是华北平原的原住民，世世代代、子子孙孙，在59万个春天里开花，让种子迎风飘散。

毛白杨被人类崇拜、驯服、直至厌恶。

在林场，在绿化带，人们先把毛白杨从二倍体改造为三倍体——类似那些畸形的大草莓，让它能够速生，填补大国的木材缺口。1960年之后，高大的体型又让它被大量用于抵御沙尘、净化空气。城市里的毛白杨就这样快快地长大，直到它们让人难以忍受。

杨树疯长，人们意识到时，情况已经无法控制。不少研究团队希望攻克毛白杨的飞絮问题，他们集中在北京林业大学。刘勇也是其中之一。1988年，他曾帮助大兴安岭恢复火灾区的植被，在那时，提倡模拟自然形态的“近自然林业”概念还未进入中国，刘勇只需考虑尽快恢复植被。后来，他对植物的看法不断改变——哪怕学生喜欢和树聊天，在他看来也很正常，他提醒学生，唯一的例外是，“除非树也和你讲话了”。

而在困扰北京的飞絮难题上，他采取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路径，那棵被崇拜的古毛白杨雄株，将成为他研究的起点。

2024年4月16日，北京，玉渊潭公园湖面积聚一片片白色飞絮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
不喜欢春天的人

“不会融化的雪”，最终变成对张博工作的抱怨。

很少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春天，张博是其中一个。他是一名官员，也毕业于北林，如今负责治理中国首都严峻的飞絮问题。那些白的、像云朵一样轻盈的物质，总是在晴朗的春日，携带着芝麻粒大小的种子，飘到空中。

它们太小了，如果拆分开，那些细小的绒毛，可以轻易钻入人的鼻孔、眼眶。每个北京人都抱怨飞絮之困，只有张博这样的治理者知道，它们究竟是怎样的重担，哪怕只是字面意义上的——“科普中国”曾估算，北京每年产生的飞絮约两千吨，重量相当于400头大象。

它们大多来自杨树和柳树，这两个树种雌雄异株。春天，两百万雌株上的蒴果爆裂，种子和附着其上的绒毛也随风飘散，落到地上，成了不会融化的雪。

“不会融化的雪”，最终变成对张博工作的抱怨。北京市民拨通12345，投诉飞絮遮挡视线、引发过敏。抱怨被转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，张博是副处长。一名曾负责回复投诉的职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，几年前投诉最多时，他连轴转到下班也处理不完。

有关飞絮的每一条信息都会让张博神经紧绷，他有一个挺拔的鼻梁，声音很轻，但听上去很有说服力。2024年4月，张博在一档节目中听到，有医生说，飞絮是植物的花粉，引发过敏。张博立马联系电视台，表达抗议。引发过敏的主要是花粉，花粉生于植物雄株，而飞絮产自杨柳树雌株。“我们说飞絮像棉花一样（不会引发过敏），很多老百姓是不听的，因为我们的（官方）身份在这，是吧？”张博说。

那位医生的确混淆了飞絮和花粉，而且，杨柳树的授粉期和飞絮期并不同步。但飞絮有机会载上其他花粉、尘螨等物质扩散，导致过敏反应。哪怕只是飞絮本身，也可能因为过于细小和无处不在，引发人体不适。

22年前，张博考进北林时，北京已是遍地杨柳。在一些人看来，这恰恰是飞絮问题进入公众视野的节点。北京的毛白杨大多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植树造林运动，到2000年前后，1980年代大规模种下的杨树进入壮年，飞絮开始严重了。

人类对城市中杨树的大规模改造由此开始。1999年，《中国绿色时报》曾报道，北京半壁店乡以每年6万株的速度更换杨树，且已花费1000万元，而当年北京的人均GDP，是19803元。

此后，对杨树的改造手段越发多样，媒体使用的词也触目惊心：打“避孕针”，是在树干上打一个5到8厘米深的孔，让抑制花芽的药水渗入树体内部，整个过程要持续10天以上；“换头术”“变性术”，是把产生飞絮的雌株，高位截除，嫁接上不产生飞絮的雄株。

如今，改造不再局限于树本身，人们进化出一套精细的飞絮管理机制。在2024年的北京春日，135支巡逻队要在首都超过100条路线上来回巡查，一旦确认某个点位飞絮严重，全市85支应急治理防治服务队马上听从调配，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理。到2025年春天，又一种新技术派上用场，凝絮剂，通过高压水枪、雾炮车、甚至无人机喷洒于树冠，使飞絮无法再飞。

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根治飞絮、驯